居住作为现代生活中吃住行等五大生存要素之一，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房屋制度和居住状况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房屋私有及地主房产政府分配；80年代农村土坯房翻新，房屋私建运动兴起，城市职工单位分房五彩缤纷；90年代至今房屋商品化、买卖自由，房屋建设开始走向富余。
新中国初期，农村人口比例稍大，城市人口比例较小，居住建设集中在农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口总数的增加，农村人口达9亿多，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逐渐胀大，居住环境也逐步优化，我们的居住空间在不断加大，享有的生活空间更宽敞、更舒适。农村房屋翻新、增建迅速，追赶着城市的居住设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人人住房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没吃少穿裸宿的农民很多。政府为了人人有所居，没收了地主的多余家产，分配给没有居所的贫苦农民，连乞讨为生的流浪人口都分到了地主的房屋，过起稳定生活，成为某村的原始公民，全国次序明显好转，人们都过上了有房的日子。80多岁的胡爷爷说：“新中国初期，把地主的多余房产分给贫苦农民，使居住第一次公平的摆在人们面前，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家庭出身，人人平等。”这次平分房屋解决了几千年来以家庭景况分配居住
的原则，给人以幸福的甜头。
与现在的居住条件相比，新中国初期的城市住宅面积狭小，设施简陋，北方都是大杂院，南方是密集的筒子楼，十分拥挤杂乱，屋子矮小，很有压迫感；当时的农村更简陋，北方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是茅草房，破旧不堪、年久失修、岌岌可危，有的甚至是人畜混居一室，卫生条件极差。
1954年，人民公社实行政党合一，公社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力，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地主乡绅被打倒，部分有地农民的土地亦已归公，再次进行平分，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新中国初期，我国学习苏联共产国际经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大队下设生产小队，公社、大队、小队既是集体经济组织也是行政组织，把5亿多农民全部组织到人民公社，开始吃大锅饭。农村家庭生活环境进行了转变，粮食集中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农民开始集中居住、集体出工下田或种地。很多家庭聚集到一起，房屋借用，人口拥挤，造成一些不便，后来发现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
接下来是上山下乡运动，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借住农村，落地生根。原来拥挤的农村居住空间，还是友好的腾出住房给知识青年，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青年男女，也安心的居住下来。文革期间，很多知识分子被打倒，下放到农村或者农场改造，下过乡的游教授说：“那时，农村的居住进一步面临着压力，农村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建起土坯房，满足城市人口在农村的居住，居住条件有所滑坡，知识分子还是住的蛮好的，保证了我们的温暖。”
人人分房
1978年，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新中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经济主体也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冯支书告诉我：“文革结束后，政府认识到我们居住的重要性，号召我们集中精力在房屋建设上多投入，利用大闹钢铁没被砍伐的木材，建起舒适的平板房或时髦的瓦屋，取代新中国初期的旧民居和土坯房。新中国的房屋墙壁不用土石筑起，墙上刷起石灰，看上去平坦光滑、洁白耐用。室内有床、桌子、椅子等家具，虽然简朴，也还整洁、和谐、宁静，有一种幸福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