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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三）法官的个性与正义
“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考试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court’s jurisdiction）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考试根据马克斯•韦伯理论，权威可分为理性权威、传统权威和个人或组织的魅力型权威。我国现在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法治建设，其实就是个人或组织的魅力型权威在推进。 这当然是法制现代化必要的基本的动力机制，但若这种权威不因法制发展而转化成法律的理性权威，反而因此去支配法律，那么就不可能实现法制现代化。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
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 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而且，司法的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龙卫球先生培根所言的评价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司法的理论可以容忍一个才智平平但廉洁的法官，却无法容忍一个才智超群但腐败的法官。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
那么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
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例如，在美国，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具备什么样学历的人才可以充任法官，但从实践上看，美国的法官无一不是来自律师界，而在美国要想取得律师资格，首先必须获得法学硕士以上学位，并通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而且只有那些在律师行业中干得不错的律师才有可能成为法官。一个普通律师要成为法官通常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正是由于法官职务的来之不易，而且由于法官所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美国的法官一般都很珍视自己的名誉，因而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从内部约束自己不被个人的私欲所左右，从而保持较高的道德修养和生活品位。有资料表明，美国自建国以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