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既是重庆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式”的改革探索，是我们在特殊的国情下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本身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
第二，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解决发展问题
熙来书记在重庆民生大会上精辟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它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奇帆市长也指出，“不仅要算当前账，也要算长远账，做到中长期平衡；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做到综合平衡。要看到，当前的民生投入在未来会产生巨大效益”。
做好民生工作是启动市场消费的一场革命。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如果能有效提高农村社会的消费能力，激活７亿农民的庞大市场，同时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获得的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社会巨大的消费潜能将被释放，消费对ｇｄｐ的拉动作用将大幅提高。而投资民生、改善民生无疑是重大举措。
因此，解决好民生问题，既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又将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持久强大的动力。对国企而言，参与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更是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事实上，重庆国企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比方说，近年来，“三金两款”拖欠了职工，我们全面清偿了１３．７亿元的拖欠。又如，老百姓盼“公租房“，国有集团挺身而出，全部承担了主城２０００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再如，微型企业发展差资本金，国有集团作为“大哥”理应帮扶，我们已决定从国有资本收益中每年拿出１亿予以资助。
比方说，重庆国企通过“第三财政”运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增强了重庆全面推行１５％所得税、购房低契税、居民首次购房退税、财政资金优先社会事业支出和扶持“三农”、推动民生建设等惠企惠农惠民政策的实施。近几年，重庆教育经费与ｇｄｐ之比保持在４％以上，财政每年新增投入８０％以上投向农村，去年民生财政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５１．７％，“第三财政”发挥了重要的“托底”功能。
国企服务民生还要从体制机制上下工夫。如，成立了全国首家农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形成生猪等农副产品的未来价格，让买卖双方都能看清未来的利润和成本，从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又如，成立药品交易所，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有效防止了医院和药厂在交易中的“暗箱操作”，减少了中间环节，群众承担的药价大幅降低。再如，成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开展“地票”交易，在城乡之间建立了要素双向对进的通道，其一，农村的用地指标流向城市，在为城市建设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时，通过对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土地质量的折算，耕地面积也实现增加；其二，城市资金则流向农村，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居住条件、村容村貌等的改善。
第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地方国企“走出去”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要素产生了加速流动的新趋势，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新的深刻调整，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积极“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既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践行国家和地方战略的应有之举。
重庆国企“走出去”已取得突破，尝到“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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