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八荣八耻”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树立“八荣八耻”荣辱观是继续传统文化精神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建设都是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的文化资源。以荣辱观念为重要内容的优秀文化传承是中华文化之宝，是中华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无论长期的战乱、大规模的迁徙，还是外来文化的碰撞，在沧桑巨变中,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追求。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郑成功，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多少公忠体国的志士仁人,多少舍命为人的豪侠义杰,多少勤劳质朴的黎民苍生,都成为古老传统的化身!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历史主人公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这些当然也与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荣辱观念的重视分不开。先哲往往将荣辱放到与人格一样重要的地位：“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章句上》）荣辱的核心标准是仁：“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以及义利之辩：“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荣辱的取舍在于个人的修为：“荣辱之责在于己，而不在乎人”（《韩非子·大体二十九》）。在《贞观正要》中提出了臣子的“六正（圣臣、良臣、忠臣、智臣、真臣、直臣）六邪（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琛、亡国之臣）”之分。可以看出，荣辱是其中的重要划分标准。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把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兴旺联系了起来，达到了较高的熟悉深度：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珍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熔铸新时代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都应该作为极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下来。
“八荣八耻”荣辱观是党的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由于时代任务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荣辱观进行系统的阐述，但其中也不乏闪光的思想。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毛泽东曾经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还提出了对每个党员的具体道德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了荣辱的分界：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文章-,一站在手写作无忧]要性。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加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