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
其四是开明开放。唐太宗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修如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正因为他的这种开明的态度，开阔的眼界，使得当时唐朝在封建历史上最具外向。不仅各国朝贡使节众多，服装离奇。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而且对外来文化不加阻挠，对内积极提倡儒学，重视思想教化，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
其五是以身作则。唐太宗自己本来患有“重疾”，住房地势偏低，夏季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其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贞观二年，关内发生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卖儿卖女。太宗闻讯后，立即用自己的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宫廷内是皇权的运作中心，太宗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同时精减行政机构，贞观初年文武官员只有643人，精减后的皇宫，效率得到提高，既节省了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初唐盛世现在已经过去一千多年，虽然这个时期的发展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殊背景，虽然太宗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没有变，封建制度没有变，虽然唐太宗晚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举，虽然“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统治几千年的“昙花一现”，但是他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也带来了积极影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如太宗的名言，“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一些积极的、文明的、民主的施政思想至今是可以为我们所吸纳、借鉴。
第一、发展是硬道理。“贞观之治”时期是一个典型农业的农业型社会。由于当时太宗是采取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大力发展，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正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国力逐步增强，使得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无论是过去之鉴，还是现在之需，乃至将来之所取，都必须以发展为中心，为首要任务。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富裕了，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在人民中有威信。没有经济发展，其它一切无从谈起。正如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所强调的，“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由此可见，发展从古至今，是永恒的主题，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关键，是永远颠覆不破的真理。
第二、改革是推动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外国文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总结。初唐盛世“贞观之治”之所以取得一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关键也是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裁减冗官冗员、修改旧律等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因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