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直接动力。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必须通过斗争手段来实现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因此，“斗争哲学”必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斗争哲学”对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要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需要坚持不懈地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坚持不懈地斗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也要坚持不懈地斗争。换句话说，我们党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手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吗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时，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如果用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则不无一定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武器，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斗争哲学”的确在我们党的政治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如果用这种观点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哲学，则无疑是片面的。“斗争哲学”决不是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全部，即使在斗争最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斗争哲学”之外，中国共产党人也探索性地提出了其它具有指导性的政治哲学的观点和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中，非常注重土地改革，解决民生问题，注重发展人民民主，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注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蕴含着“和谐哲学”的思想。
(三)要根本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必须与时俱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认识实践，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成为了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而进一步使我们党实现了从领导革命的党到领导建设的党的转变。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本应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根据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中心任务的需要，从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状况的迫切使命出发，适时地进行转变，并不断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但是，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未能明确地意识到这种转变的客观性，仍然沿用了革命斗争年代的革命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执政和建设的问题，习惯性地运用“斗争哲学”来指导执政党的实践活动。可以说，这是造成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执政方略上出现偏差和犯极“左”错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根源。
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的最主要的哲学精华。我们党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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