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