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对象化、物化的同时，发生着非对象化的改造主体精神世界的人化过程。也就是说，不仅要承认“从他关系”，自觉遵循客观、规律的“外在尺度”以“求真”，而且要理解“为我关系”，注重主观、价值的“内在尺度”而“向善”和“臻美”；不仅要遵从理性的逻辑，而且要充满人文关切，切实考虑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因为，工程行动的过程和结果虽然是“造物”活动与提供人工产品，但究其本质却首先必须体现工程主体自身的需要和目的，表现为价值先导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过程，是以人为起点，以人为归宿，而以物为中介。当然，这一过程应该和必须以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为前提。
第二，确立“以人为本”的工程旨趣。从实证意义来看，就是要改变仅仅以牟利和获取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纯粹功利追求，坚决取缔那种不顾及环境和自然生态后果、危害人生存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工程，在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使工程的目标转向人，把提升人的生存质量等品性作为工程活动追求的真正目标。
第三，培育完整的工程意识。所谓完整的工程意识，就是对工程有全面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工程的反思性理解。由于工程意识是与工程文化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的，因此，要树立完整的工程意识，就必须健全工程文化。所谓健全工程文化，就是建设以生存论范式或人文范式为基础的工程文化，或者说是人类学意义的工程文化。在这个工程文化的大系统中，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内容，而且包括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内容。如果说技术范式的工程文化过于偏重效率，所造就的是“单向度的人”，那么生存论范式的工程文化在顾及效率的同时，更注重公平和自由个性的发展。只有建立和健全生存论范式的工程文化，才能引导人走出单纯功利化的误区，而转向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第四，优化工程思维。时下生态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由“它”变为“他”，应该说这在理论上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然而，现实中人类的工程行动总是从人的利益出发的，人的主体地位不是丧失而是强化。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刘福森的发展伦理学（刘福森《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认为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是否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无关宏旨，关键是要规范人类的实践，解决好作为类存在的人应该怎样去存在的问题，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他提出区分作为“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作为“存在者”的人类行动所改造的局部自然对象。对于前者不可以用主客体思维，因为，人作为特殊的存在者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人没有理由背离自然，而应该还乡——回到自然存在中来；对于后者，考虑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总是作为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去变革客体的，因而，在对待自然存在者上仍然可以用主客体思维，但人的主体性是相对的、有限的。可以被改造和被利用的自然存在者也是有限的，必须以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前提，这就使规范人类的生存活动成为必不可少的。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认为必须限制认识论或知识论所发挥作用的地盘，为生存论留出更大的空间，从而把对工程知性的认识论考察放置在生存论的坚实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