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可以调解，刑事责任不能调解”，后来在当地调解人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并要求司法机关对其大儿子从轻处理。一起很简单的民事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请求当地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当地调解组获悉纠纷后主动组织调解，就不可能发生这一起血案。
2004年11月，重庆市奉节县雷某在嘉兴打工期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雷某的亲属和事故对方当事人在交警的主持下调解赔偿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调解终结，交警部门告知了雷某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和途径。雷某亲属因交付不起1万余元的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纠集了几十人到对方当事人家里闹事，并扬言将死者的骨灰盒和二个小孩扔在其家，当地村调解主任获悉后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在该村调解主任的耐心说服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当赔偿方当事人持调解协议书向保险公司理赔时，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保险公司理赔必须是公安交警部门或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和判决书才有效。事后双方当事人又到交警部门要求出具调解书，而遭拒绝，理由很简单，调解已终结。本已平息的纠纷，一度又激化起来，后来该村调解主任打了市长电话，交警部门才同意出具调解书。为什么一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交警部门调解不成，而村里的调解主任能够调处成功呢？为什么调解终结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调解文书而要通过市长电话才能解决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交警部门和承办人的失职和错误，而有待于大家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义作用和价值的进一步认识，有待于对人民调解工作深层次的探索。
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时常需要呕心沥血。东栅街道缪家圩村9岁的小学生魏某，因在学校吃话梅时食道被话梅核梗阻而发高烧送往医院诊治，住院5天后仍不能确诊。家属将他转到另一家医院就诊，不料手术不仅没有将话梅核取出，反而造成了心肺严重感染，在送往上海治疗中死亡。事发后，累计化费了10多万元医疗费的死者家属认为是医疗事故，向医院交涉，要求赔偿。然而，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则鉴定认为，魏某的死亡不属医疗事故。情绪激烈的家属立即写了“向社会讨回公道”字样并贴有小孩尸检照片的横幅，到处上访、展示，并扬言已买了10斤炸药，要炸掉医院大楼并购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要进京上访，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先后惊动了省公安厅以及市、区有关部门和领导。面对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我和派出所的同志一面一次次上门做更细的思想工作，指出采取极端行为的严重后果，努力控制和稳定家属的情绪，同时又及时与医院等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协调。经多次调解，最后终于达成了向死者家属补偿人民币7万元的调解协议，使这起长达一个多月，随时都可能转化刑事案件的民事纠纷顺利调解成功。
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在调解矛盾纠纷、融洽社会关系、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机制，发挥了独特作用。它与“对簿公堂”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后遗症小”的优势，符合我国民间长期形成的“无讼为贵、和为贵”追求和谐的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工作中，如何做好农村的人民调解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要提高对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人民调解制度始于1954年，1982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9年国务院出台了《人民调解解委员会组织条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人民调解协议认定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事合同。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