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第一要务”是理论创新；“第一要务”是执政规律，对执政党历史命运三个代表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纵观历史的潮起潮落，展开一幅幅尘封的画卷、从现实的维度来解读“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认真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的党会失去政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至今没有动摇？、因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衡量执政党是否能够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就要看它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具体材料请详见：
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第一次把解决发展问题与执政党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并且提到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性、紧迫性。认真解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形成理论共识和实践自觉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粗浅之见，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第一要务”是理论创新
就整体而言，马克思在于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两大层次：[1]一是本质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阐述历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这一理论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二是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如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基于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直接在村社的基础上进入主义的设想。[2]不过，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主要是从本质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以便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为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尽管马克思也从运行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进行过研究，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甚至是不成系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尽管社会主义已经从理想变为现实，但是发展理论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行的突破。一方面是长期沿袭着本质论研究的历史传统，把理论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历史观的一般问题，致力于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宏观研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比较，没有关注社会实际运行的具体问题和实践要求；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长期习惯于抽象分析的理论演绎，盲目地、教条地、甚至是僵化地照抄照搬照套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一般理论，不作实证研究。这样的研究尽管也能从纯理论的领域推导出不少合乎逻辑社会发展“规律”和“原则”，但是由于这些“规律”和“原则”都是远离社会发展具体实践的理论抽象，即使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只能是僵化的“一般历史哲学”，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社会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问题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实际上长期以来是落后于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导致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得不到运行层面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出现诸多的盲目和失误。
首先突破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传统研究格局的是邓小平。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当中，致力于社会具体运行问题的探讨，实现了发展理论研究重点转移，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虽然遵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又不是简单拘泥于原有的历史观抽象分析。他从社会现实发展面临的难题，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来探寻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和发展方式，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