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政务公开、财产申报、离职审查和地域交流等制度。最后，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我国和国外监督实践证明，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约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一些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专门廉政机构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直属总统（总理）负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自主权；二是拥有足够而且广泛的权力。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性强，职、权、责三者比较协调统一，采取惩治、防范和教育三管齐下的肃贪措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香港民众的普遍信任，其成效与经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再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其地位、身份、权力均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该机构权力极大，可以随时查阅和冻结违法嫌疑者的银行帐户，开其保险柜，窃听电话，直到搜查、逮捕。在新加坡，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公务人员，均不能以种种借口而成为法外公民。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和政府。由于经费和物资装备及干部的职务任免、福利待遇、离休安置等切身利益问题由当地党委、政府管理，而地方党委又是同级纪委的监督对象，因此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当地利益或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我国特色的做法。一是把现有的纪检、监察、审计合并到反贪局中，直接隶属中央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