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捷报频传，3个组的14名成员律师共代理各类案件4件，列席人大、政府、政协会议17次，提出法律意见书21件；参与下访与接访16次，举行听证会6次，参与庭审、实施个案监督6次，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火红的答卷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引来好评潮涌。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和省厅领导的批示，为这一工作的拓展延伸指明了方向。为此，20*、20*年，我局采取得力措施，将律师顾问团（组）工作向两极拓展。一极是在县市区大力推广人大、政府、政协律师顾问组，使之层级化、网络化；另一极是催生了领导干部个人公务律师制度的诞生，先后为市级领导配备个人公务律师22名，为领导个人的公务活动，如调研、下访、法律决策咨询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谋保障。
在律师顾问组工作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调研紧紧跟随这一工作的发展轨迹，全系统先后撰写了30余篇调研文章，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和推介了这一工作的发展历程。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发现调研工作至少发挥了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先期论证作用，提出可行性报告；二是参谋助手作用，搜集资料，提出基本设想；三是宣传作用，在电视、广播、报纸和内刊上编发了200余篇稿件，引导了舆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发展环境；四是拟定了推广计划，为我市律师顾问团（组）工作上下贯通与健康发展，发挥了普及与推介作用。
三、树典型，促创新，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折射镜”
发现典型、培育典型、规范典型是调研工作的主要功能之一。
自20*年发现*市“警司联调”的经验以后，我局调研工作就紧盯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不放，积极探索并推动新的载体和平台的构建。“警司联调”是一种在乡镇一级解决矛盾纠纷的很好的机制，但不会是唯一方式。20*年，我们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着力在石首市推行“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的同时，也对*区“三所联调”、公安县“跨界联调”、沙市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三种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其各有特点，各有千秋，都有其发展存在的丰厚土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认真培育，切实加以规范，都能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都能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我们督促各地制定制度、完善管理办法、规范各种模式的运作。同时，相继在《*司法行政简报·调研专号》上刊载了市局副局长祝辉的文章——《“生态调解”的勃勃生机》、沙市区局局长管开炎的文章《司法所长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推介了各地工作深化的情况。省厅原厅长张坚在调研专号上批示：“如此研究工作的氛围是*市司法局工作不断创新的重要基础”。20*年底，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深受启发，提出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整合多种机制，聚合多方面力量，构筑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制的建议。这一想法的提出，恰逢两个极好的机遇，一是市综治委决定，在石首市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试点，探索在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背景下，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所为主阵地，公安派出所、法庭、信访办、综治办为主力，综治委各成员单位为组成部门的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二是省厅决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落实年”、“百日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这无疑为这一构想添柴加油。据此，我局决定，配合市综治委的这一动作，和综治办联合进行试点。在试点过程中，我局在石首市召开了司法行政系统参与“大调解”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先后两次组成专题调研组进行调研，在洪湖市召开了全市“大调解”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会上交流了17篇调研文章。以此次调研的成果为基础，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