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采购、招待费管理等一些具体工作，大都是靠职务低的人去落实的。这本身就有个能否秉公办事、正确用权、会不会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的廉洁问题。往往出现在工程招标领域，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参与，党政一把手不得打招呼后，而具体实施的一般工作人员往往容易出现腐败问题，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是腐败“年轻化”。过去常见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随着干部的年轻化，腐败案件中的70、80现象也逐渐显现。35岁左右的干部目前已经成为职务腐败的高发群体。原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不到33岁就担任广东省公路局副局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公路局副局长。但这名年轻有前途的干部被眼前的成功自我陶醉，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从担任局长职务第二年便开始收受贿赂，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让人惋惜;
三是腐败“日常化”。或者称为“潜规则化”，它是指在特定领域内按照默认的某种行为方式行事的潜在的游戏规则，具有秘密、潜在、默契、未作正式规定却心照不宣等特点。医生开刀拿红包，采购人员拿回扣等等，甚至教育系统不断提高的赞助费都成为大家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次厅直个别单位的腐败问题，起因就是当事人将款项存入银行后，为了表示感谢，银行按照“惯例”按照比例为当事人提成。这种看似“潜规则化”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四是腐败“合法化”。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一些腐败案件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案情更加复杂。腐败分子通过一些表面上看似合法的经济活动形式来掩盖其非法谋利的实质。有的借国有企业重组改制或国有土地出让的机会，将国有资产或资源贱卖给亲戚朋友;有的本人或通过家属以低价购买、借用、不过户等方式从不法商人那里获取住房、小汽车等，进行权钱交易;有的通过洗钱将赃款转移境外后出逃，有的通过操作股票、期货来达到受贿行贿的目的。
五是腐败“家族化”。越来越多的“窝案”、“串案”，表明很多腐败分子越来越注重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和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往往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案后有攻守有同盟。腐败的群体中，配偶、子女、亲属、秘书、司机等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二奶。中央查处的震惊全国的“陈良宇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其牵扯的涉案人员之多，身份之全令人咂舌。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反腐倡廉建设，各级党组织也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但仍然无法杜绝腐败案件发生。纠其原因，在腐败分子的利益驱使、飞蛾扑火的同时，也和我们少数同志在抓党风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心理影响密不可分。
一是“见怪不怪”的心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即认为“腐败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出现腐败案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的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确出现了腐败问题，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推崇“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让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享受;也不是鼓励大家无原则的市场竞争，让人弄虚作假、争名逐利、损人利已;更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用于权钱交易。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腐败不容存在，也不应存在。“见怪不怪”必然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二是“与己无关”的心理。我们有一些干部自身素质是过硬的，但却满足于洁身自好，对腐败问题睁只眼，闭只眼。这种情况，我们本来无可厚非，但认真想一想，如果大家都不愿、不敢、也不会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话，腐败分子和小偷一样，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总有一天从偷变成抢。还有一种认识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