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各种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随着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和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要深入研究和分析腐败变化规律和特点，大胆借鉴各国成功经验，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防治腐败的有效办法。
(一)腐败走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也渐上“档次”。70年代，我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短缺，一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为了搞到一台彩电、冰箱的票据而“走后门”。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来倒买倒卖，利用批文狠狠赚了一把。90年代开始，腐败进入到工业资产、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相关的领域，出现了“权力资本腐败”，通过圈地、贱卖国有资产、承包工程、金融贷款等收取回扣。这种腐败最具危害性和隐蔽性，最能使人在短时间内暴富。沈阳“慕马案”就极能说明这个问题：沈阳黑老大刘涌请马向
东(常务副市长)吃饭。临走时，送给马向东两万美元。事后，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土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取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二)腐败的特点。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出现了“权力寻租”的高级化，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通过“资本运作”，“官商勾结”，短时间内就暴富起来。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当前，“权力资本腐败”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向高层发展，落马高官多；二是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三是家庭式腐败，及窝案、串案增多；四是浓浓地铬上了“色”的色彩；五是“前腐后继”，顶风作案突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大家都耳熟能详，象刘方仁、胡长青、李真等等，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三)反腐败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党历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腐败的特点，及时调整政策，采取有效的防治办法。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体制转换过程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态势，党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通过严明党的纪律，努力遏制腐败现象。十五大以后，我们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反腐败治本工作力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贯彻实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提出了要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表明我们党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现了由被动的查处向积极防治的转变。
三、以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为目标，不断提高防治腐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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