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２００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２５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１市斤，年均增加收入１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１９７９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８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１９８０年，全国近７４％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近２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依靠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业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穷、
农村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３０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５０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重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经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实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