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布亦统一回收，在日伪统治的8年期间，高阳布业濒临灭亡[27]。潍县织布区也由于事变后治安紊乱、经济机构遭破坏而于1938年开始陷于停顿，据1942年日本人的调查，潍县的织布机已由战前的10万部下降到5000部[28]。而高阳和潍县的织布业还是由于侵华日军想要加以利用方得苟延残喘，华北其他地方的棉纺织商品生产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其他行业的状况也并不比棉纺织业好多少。花边业或许是一个例外，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马上影响到花边业，据说1936──1940年为山东花边业出口最兴盛时期，但这是由于中国花边主要出口欧洲和美国，战争初期英美在中国尚有相当势力，因而花边业还能保持战前状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经济及政治力量均受到沉重打击，加以海上交通断绝，花边生产也和其他手工业一样陷于停顿[29]。至于全国各地的农村手工业，凡属于日军占领地区的，大都与华北农村手工业同一命运。
以上事实说明，在本世纪30年代，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过，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要揭露战争的危害（虽然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久记取），更重要的是揭示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今天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借鉴。
三
30年代曾出现过一批质量很高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其中对农村棉纺织业，非凡是对华北农村棉纺织业的调查最为出色。但这些调查研究大多数作于1935年以前，1936和1937上半年农村手工业短暂的东山再起，由于当时华北政治局势的动荡险恶而变得不引人注目。这就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自30年代初以来，农村手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剧了衰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最后完成而已。即使有人注重到了1936和1937年的兴盛，也往往视之为昙花一现、回光返照。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把农村手工业30年代的衰退看作是它生命的结束。
其实，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里农村手工业都是有所发展的，如河北省高阳县，1945年一解放，党和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纺织业，各种印染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一般。高阳棉布品种很快恢复到二三十种，运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及冀中、冀南各解放区，均能销售。解放战争期间，高阳棉布供军用，为战争做出过很大贡献[30]。华北闻名草帽辫产区南（南乐）清（清丰）观（观城）的草帽辫生产也在1946年得到恢复，民主政府并出面组织天津的商人到南清观产区来收购草帽辫[31]。建国初期，政府在农村中也曾鼓励过手工业生产。
当时的研究者身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无法预见到此后的发展，产生前述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与机器大工业相比，农村手工业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很多手工业部门也必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消亡，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手工业就无法进步，更不能说明30年代农村手工业已经走到了尽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浪潮汹涌，农业中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充分说明了个体经济的顽强生命力，而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既有现代化程度堪与城市工业比美的大企业，又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中小乡镇企业，其中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却是众多的农村家庭工业。这些家庭工业基本上属于个体生产，保持了农业与工业结合的形式，以农户住宅为厂房，以农民家庭成员为工人，但却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用电力作为动力。这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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