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了人民负担，致使对手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大大缩减；其二，战区内部、战区之间、战区与非战区之间的交通受阻，直接威胁了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影响了商品的运输；其三，军阀割据，各地军阀自立税卡，自行征税，任意发行货币，干扰了商品的流通。如在1924年的“齐卢战争”（齐燮元和卢永祥）期间，上海郊区南翔镇上的布庄大部分被抢劫一空，因此而关店的约有10家，其余十来家布店虽可勉强维持，收布数量亦比以前减少一半以上[16]。不过，自1930年蒋冯阎大战以冯阎联军失败告终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停止，国内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可见这一因素也并未长久起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侵占东北。清初华北棉纺织业发展伊始，东北地区就是华北棉布的主要市场之一，历史更为悠久的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亦以东北为重要市场。19世纪末，日本纺织工业产品侵入中国，即把主要目标放在东北市场，尽管到1931年以前，在东北市场上，日货已占到国外进口棉纱的100％，进口棉布的80─90％，但在从国内外运往东北的全部纺织品中，国产棉纱仍占棉纱总量的一半以上，国产棉布占棉布总量的42％以上[17]。“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劫夺海关，改定税则，一方面对日本输往东北的棉纺织品全部免税，另一方面又对内地棉布征收重税，如1933年伪满洲国对宝坻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每包（34─40匹）17.55元，到宽城县后每包又加征印花税4元，合计每匹布增加
费用6角左右[18]。在这样的条件下，华北土布自然无法与日货竞争，东北市场丧失殆尽。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占据长城各口，设置关卡，层层收税，华北土布又失去了热河市场，华北棉纺织业再一次受到重创。日军对江南棉布征收的关税更重，1931年以前，上海土布运往东北，每包纳税银7两，“九一八”后，骤增至27两以上，1931年以后，东北销路告绝[19]。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华北市场上用走私的方式倾销棉纱，造成纱价日跌。纱价下降本应对织布业有利，但土布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纱价下降过快时，往往商人散出棉纱尚未收回布匹，布价已随着纱价一起大幅度下降，使商人毫无利润可言。高阳织布区受日纱走私危害最深，华北其他各织布区除潍县外，大都受到了日纱走私的影响。
华北另一重要农村手工业是柞丝绸业，柞丝绸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军侵占东北对柞丝绸业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华北柞丝绸主要产在山东省的山东半岛上，在近代柞丝绸出口蓬勃发展的刺激下，与山东半岛一海之隔的辽东半岛上迅速发展起柞蚕养殖业，成为山东柞丝绸业的一个原料生产基地。最初，辽东半岛上的柞茧都是运往山东半岛上缫丝，一时间，烟台市及烟台四周的农村缫丝业勃勃兴起，但隔海运输柞茧总不如运丝更方便，一些商人开始在辽东半岛设厂制丝，山东省的柞丝制造业受到了打击。不过，辽东半岛的柞丝仍然要运到山东，或供出口，或供山东省的柞丝绸业作原料，因而对山东省的柞丝绸业利大于弊。“九一八”之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将辽东半岛的柞茧和柞丝直接运往日本加工，并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柞丝绸产品展开竞争，华北柞丝绸业内失原料，外失市场，到30年代中叶终至一蹶不振。
华北的苇席业亦以东北为主要市场，在“九一八”之前，河北丰润县的苇席有60％运销东北，事变后，伪满洲国征以重税，运销关外的数量大减，仅占总产量的20％。玉田县事变前每年运销东北苇席六七十万领，事变后亦因关税繁重，销量减少，以至全县产额由20年代的80余万领下降到不足20万领[20]。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还使华北一些以粮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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