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是各自有自己的市场范围的，尽管双方的市场范围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此外，有些人把农村手工业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也看成竞争，看成手工业的衰退原因，如认为仿洋布和改良土布在市场上排挤了土布，毛巾代替了土布手巾，针织品取代了部分棉纺织品，从而造成土布业的衰退[11]，单就传统的土布业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如站在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情形恰好说明农村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手工业中还有相当多的品种用于出口，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变动必不可免地对农村手工业产生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虽然很复杂，但促进了30年代初中国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则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一两年中，中国几乎所有出口手工业品的出口量都曾急剧下降，从而对生产造成沉重打击。如江南土布大量向南洋、新加坡、印度、爪哇等地出口，经济危机期间，南洋各地橡胶园失败，工人失业，致使江南土布出口急剧下降[12]。国际市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危机期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生产过剩的农产品，致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造成农村购买力锐减。当发生自然灾难时，粮价上涨，但此时农民无粮可卖；丰收时，又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3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陷入了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境地，农民收入下降，意味着工业品市场──包括农村手工业──的缩小，市场缩小，又使农村手工业收益降低，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1934年以后，随着29─33大危机的结束，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逐渐恢复，农产品价格递年上升，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华北为例，1937年上半年，华北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下，华北各地农村手工业逐渐复苏。如河北省高阳县的织布业，在萧条时期，资本较大的工商业乘物价下跌之际大力收购原料、定制成品、扩充销路，并根据西南各省人民“习尚华美”的风俗翻新花样、提高质量，开辟了西南市场。萧条过后，不但以前停工的织布机都开动起来，并且还有增添，自1934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工商户屡有增加，形成高阳织布业的笫三次勃兴[13]。
有些人把收益少、工资低，从而引起劳动力流动视为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之一，并且认为收入过低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所造成，并由此得出农村手工业衰退必然性的结论。首先，农村手工业的经济效益并不低，非凡是与农业相比，如棉纺织业中，在河北省的高阳手织区，1915─1920年间，用铁轮织布机自织自卖，每匹可获利1─2元，如接受商人包买主的定货，一匹布可得工资0.5元，以一年织布150匹计，全年收入在75元到300元之间。当时高阳户均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手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倍到10倍左右[14]。高阳织户雇工者相当多，工人的年工资在30年代初为40─60元不等，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元上下[15]，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织户，还是只占有工具，不占有原料，受商业资本支配的家庭劳动者，亦或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高阳织布区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棉纺织区历史悠久，到本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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