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在高阳手织区，一些村庄中几于一户一机或一户数机，如高阳县城东15里的小王果庄，一共不过300户人家，1916年时，普遍使用小提花机织布，比起旧式木机来已经进了一大步，1926年以后，人造丝织业兴起，人们争相购买，小提花机迅速淘汰，到1937年，全村有大提花机300多张，除家庭手工业外，另有八家小工厂，农民进城买线售布，不再用木轮手推车或靠肩挑背驼，而改用自行车，全村有日本进口的“僧帽”牌自行车100多辆。高阳县城东12里的李果庄，1937年全村不到400户人家，拥有铁轮织布机700多张。高阳县城西南10里的于留佐村，100多户人家有200多台织机，还有20余家小工厂。县南的延福村共200多户人家，1921年尚只有铁机20多张，1927年改织大提花机，很快就发展到300多张[4]。华北之外的其他地区，这类机器和工具的推广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织布区，乡村织户原用拉梭机织布，1930年冬季，南通通华织布厂由上海购入了20台铁轮织布机，织工见机式更新，欲购者颇多，送机器来安装的机匠与当地一位木工合作，在南通建立了布机装配工场，当地农民在通华织布厂学会三五个品种，即退出工厂自购织机，自己织布出售，到1932年6月，乡村铁轮织布机已达万台之多[5]。江苏省的江阴县，1924年开始普及拉梭机，铁轮机的使用还要稍晚，到30年代中期，全县已有拉梭机3万余台，铁轮织布机近1.3万台[6]。假如说，上述机具还是农村手工业原有部门中工具的更新换代，那么，织毛巾机和针织机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
的使用就使农村手工业增加了新的部门。我国传统纺织品中并无针织品，直到19世纪末，针织品才在城市中较时髦的喜爱西装的人群中流行，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中引进了针织机，到20年代，在浙江省的平湖、嘉善、嘉兴、石门和硖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中，已形成了一个针织手工业区，其中仅平湖一县，在1926年就有针织机一万架[7]。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织毛巾比织针织品还要普遍得多。这些事实说明，小农家庭在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具方面，并不象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目光短浅，保守落后，个体经济容纳先进生产力的能力也不那么狭隘。诚然，所有这些以人工为动力的机器，在生产效率上都不如动力机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需要比较大的生产规模，也无法用于农村家庭，但假如电力能够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家庭中是有可能使用动力机械的，这正是今天在很多农村家庭中发生的事情。
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在当时也曾引起过广泛的注重，论者多认为这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并把这种现象也作为农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依据之一。这种论断并不公正。这类行为多出在纺织业中，如高阳白布应该八斤重一匹的，有时只有七斤或七斤数两不等，最轻的甚至不足七斤。应该百二十尺一匹的，也许只有一百零几尺甚或不足百尺[8]。宝坻织户常以油料、肥皂、白粉、食盐等渗入棉纱以增加布匹重量，或减少经纱道数，往往布匹未经售出即已腐烂，据说一次运布至山西，在运输途中发酵霉变，酿成诉讼[9]。平纹柞丝绸也可以用减少经纱道数，布面放稀，然后上浆增重的方法偷工减料。山东柞丝绸在出口早期，就曾因掺粉，硫磺薰白造成的质量问题引起市场缩小。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多么普遍，它们一般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包买主控制生产的情形下，而且，只发生在白布和平纹柞丝绸的生产中，因为提花布、格子布、斜纹布和提花丝绸的经纬纱都有一定的数目，无法偷工减料，同时，这几种纺织品也不以重量作标准。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市场萎缩时，包买商采用压低工资的方式以保持利润，小生产者迫不得已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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