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绩”表现，不顾辖区内的财力允许，热衷于大广场、宽马路、高楼大厦的“亮点”建设，忽视了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统一。但任何工程都需要资金投入，社会价值需要通过资金的表现形式来完成。往往是这任领导升迁了，债台随之增高。下届领导来了，又周而复始，甚至“寅吃卯粮”，不惜以损害长远利益甚至后代利益为代价。很多人不愿去考虑上届或下届政府的债务偿还问题。
其次是因决策简单化造成失误较多，导致债务加重。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因某些领导者在项目决策中或轻率武断，或听不得不同声音，造成项目考察者看领导眼色汇报，论证书围绕领导旨意作图解。论证时说的效益多好多好，项目真上了马却与考察论证大相径庭，许多举债上的项目，或尚未建成即“胎死腹中”，或建成后因市场变化，产品积压，效益低下，甚至血本无归，巨额贷款本息的偿付不仅浪费政府可用财力，而且使政府债台高垒，最终成为财政的债务负担。
再次，由于政绩考核目标定位的不合理，过多的侧重于gdp和财政收入数字的考核，使某些地方出现了虚增预算收入的不良行为，财政收入的水分较大。据审计署资料，2001年，在中西部调查的49个县（市）中有45个虚增预算收入6.74亿元，占当年预算收入的16%。 这种现象不仅在中西部困难地区有，在东部经济发展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在这种“官出数字”基础上编制出来的预算方案，从一出台就决定了它的不可执行性。收入数字再多，除了能帮助地方主官升级进爵外，对经济发展、对收支平衡毫无任何用处，不出隐形预算赤字才怪。
（四）借贷权利与偿债义务不相适应的矛盾，造成政府债台高垒。从前些年的实践来看，基层的债务管理机制很不规范、很不完善。（1）债务举借上的随意性。如前些年政策多变，或鼓吹“借债经济”，或鼓励机关干部“下海经商办企业”，为落实这些号召，许多政府部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未经批准，就自觉不自觉的、公开或隐蔽的、直接或间接的进行融资（为了不违反法律，很多以企业和项目名义），因管理分散、经营无方、制约不到位，大多在拉了一笔债务后又上“岸”从政。这些资金虽然政府未曾担保，但由于属政府行为，最终要由政府承担偿债责任。（2）债务使用上的盲目性。在基层政府的债务融资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一些竞争性的加工或服务项目。由于受项目评估、经营管理及市场变化的影响，项目能否收效存在很大变数，因而，债务资金在使用过程中，效率风险很大。但某些部门或企业的领导，在债务资金使用上很不谨慎，无钱就借，有钱就花。企业有了盈利，不是工效挂钩，就是超利润分成，总之好处是“你有我有全都有”。有些企业刚刚出现成效，就在领导的积极帮助下举借债务扩大规模，由于忘乎所以，举债无度，很多因企业状况不佳或债务负担太重，无力运转停产破产。但因有领导担保，形成大量的政府债务负担。（3）偿债管理上的放任性，借款容易还款难。突出表现在对领导政绩考核上，往往只注重经济增长率，忽视债务规模控制。只把经济发展数据列为晋职晋级的依据，不把债务规模控制和债务偿还看作领导政绩，更没有任期内消化政府债务的考核内容和相关数据。促使许多地方的领导想方设法借款上项目，不管债务负担对下届政府和本地长远利益有何影响，从而导致许多基层政府债台高垒，积重难返。
第三，条块分割的财税征管体制，使基层财政几乎无任何调控能力。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财政预算一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无特殊情况必须确保完成。因而,地方政府应当拥有为本级人大负责、为财政直接组织收入的税收机关。但实际上，由于国税、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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