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风俗体现的多是尊卑等级的伦理规范，“人伦有礼，朝廷有法”（注：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礼法并重，具体而言即忠孝节义，表彰践行者直接推动了纲常名教风俗化的过程，使之转化为臣民的生活习俗，具有励风化，敦风俗的社会作用。就理论而言：“盖抑引之教，异俗所先，变里旌闾，义存劝奖。是以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注：《南史·孝义传》。），旌劝百姓忠孝之行，有助于彰显君臣父子之义和人伦人道，是整个社会忠孝成俗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实践来讲，君臣具有共识，一致将表彰忠孝节义作为重要政务强调，例如，唐代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特诏表义门宋兴贵家族，且“蠲免课役”，“布告天下”（注：《旧唐书·孝义传》。），使其美名远扬；《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多次记载
大臣们请求褒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烈女的奏议，因为旌表之制“于风化，实非小补”，他们“欲望圣明特赐褒表，以励风俗；使知纯德至行，为世所重，多所感化”。地方官也认为假如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那么“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注：《明史·叶伯巨传》。），会直接威胁到君
主统治基础。表扬忠孝节义践行首，对树立民俗仪型，确实能将“人名教”转化为政治习俗的目的，能有效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
（二）传递功能
传递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第二大功能，是政治系统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政治文化得到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包括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前者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注：k·p·兰顿：《政治社会化》，第67页。）；后者是同一时期人群之间政治文化的传播，直接表现为政治文化地理空间的延展。表彰具有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的功能，如物质奖励、封官赐爵、标旁门闾、蠲免课役等表彰形式不仅提高受旌扬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忠孝节义观念的传播，促使四周的人效法；而修建牌坊、树碑立祠、编入史策则不仅影响当世，而且能穿越时空限制，以传统文化载体的形式永恒昭示后世。在传统社会表彰的传递功能表现如下：
1.开启天性，激发情感
开启天性，激发情感是指表彰能激发人们产生对政治系统的忠诚、热爱和信仰等情感。传统儒家认为忠孝节义存乎百姓心中，有待外力感化激发，如董仲舒所言：“民者，瞑也……今万民之性，其有质而未能觉，有如瞑者待觉，教然后善”（注：《春秋繁露·洞察名号》。）；宋儒程颐亦曰：“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注：《宋史·道学传》。）认为忠孝节义观念出乎天性。故有“义发乎心，情非外感”（注：《南史·孝义传》。），“孝悌之行，虽曰天性，岂不有赖教化哉”（注：《明史·孝义传》。）之说。如何教化才最佳呢？《明史·孝传》云：“自古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首务。旌劝之典，赍于闾阎，下逮委芭”，使布衣匹妇，不分老幼均能“名显于朝廷之上”，这样“足以扶树道教，敦励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之维持”。“旌劝之典”不受地位、年龄、性别的限制，只有它才能激发百姓的天性。宋人吕祖佥说：“人主者，华夏蛮＠⑥之所观瞻，几近于节扬仪典，皆所以感化天下，起其忠君亲上之心，（注：《历代名臣奏议·孝亲》。）“节扬仪典”尤指旌表之典，可以使四夷敬服，心生忠君主义。清雍正帝亦云：“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有所裨
益”（注：《清会典事例》卷449《昭忠祠祝文》。），从治国高度证实表彰在激发情感，实现传统伦理观念传递上的重要作用。从现代观点看，说忠孝节义乃人性本存是唯心主义，但若从精神追求考虑，“旌表”能薰陶性情，使百姓自觉践行社会认同的政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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