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义门和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赐建坊银两，而且赐御书扁额（注：《清会典事例·风教》。）。牌坊、阙、碑等建筑物，不仅是对已逝人物的褒恤，更重要的是它们蕴含的政治伦理能随建筑物的流传而穿越时空，影响后世，促进忠孝节义观的普及。
（二）入彤治理汗青的精神激励——入史列传与赠号赐谥的荣誉吸引。
秉笔直书是史家奉行不渝的原则，“褒贬之词，《春秋》所重”（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对君臣有一定约束力，故“仲尼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雄彪青史抑或遗臭万年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表现。忠臣孝子乃表扬对象，史书自然侧重于此，扬忠孝节义而贬不忠不孝不节不义，将各类人等“列于史册，可示将来”（注：《唐会要》卷56。），激励人们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看齐。如唐代刘感、常达忠勇不屈，帝叹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注：《旧唐书·忠义传》。）；宋代名臣曹勋上书：“昔太宗皇帝不忘勋臣，犹次序列其传二百四家……欲乞令所在州县，有
忠义报国当时，功烈出众所明知者，许缙绅之儒作为传记……州府缴进，宣付史馆”，（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84《褒赠》。）清代表扬循良之吏也采取“宣付史馆立传”的方式（注：《清史稿·循吏传》。）。目的是激劝人们看齐。
谥或号是封建时代对有非凡地位的人死后追加的称号，《晋书·刘毅传》云：“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是盖棺而论的评价，有美恶之分。赞美忠臣的谥号常见的有：忠节、忠烈、正节、端肃等，如唐代郭子仪薨亡，谥“忠武”（注：《唐会要》卷45《功臣》。）；宋代张克戬力抗强敌，谥“忠确”（注：《宋史·忠义传》。）。对孝节义行为突出的人，政府也有赐号，如“孝义之门”、“贞女”等，当然，这种赐号不及忠臣谥号使用普遍，但其人虽殁，赐号永存的效果是一样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精神境界是“人死留名，贤愚所共”的升华，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历代王朝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设《忠义传》《忠臣传》《孝义传》《节义传》等，将入史列传和赠号赐谥作为使百姓认同忠孝节义的手段。
（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赠官赐爵与宗庙配享的诱惑
光耀门庭泽被后世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普遍追求，它只有和政治系统发生某种联系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联系就是做符合君主政治统治的事，即践行忠孝节义。如汉代邓彪功勋卓著，诏“赐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北魏于什门不辱君命，诏“进为上大夫，并策告宗庙”（注：《北史·节义传》。）；北宋刘芳五世同居，赐进士出身（注：《宋史·孝义传》。）；唐代裴氏，李氏节烈行为突出，赐河东县君、孝昌县君，并被编入史册（注：《旧唐书·列女传》。）；西汉卜式疏财助官，赐爵左庶长，关内侯，官拜中郎（注：《汉书·食货志》。）。虽证这类赐封的官爵多数是荣誉性的虚职，但也足以使获得者引以为骄傲，吸引四周人等倾慕效仿他们的行为。
（四）具体实惠的物质刺激——赐物赏金与蠲免体恤的直接效应
物质奖励具体实惠，无疑有更深更广的影响效果。如明代夏言忠尽贤劳，赐银五十两，宝钞五千贯（注：《明实录·明世宗宝训》卷七《优礼大臣》。）；宋代陈竞世代孝义传家，唐僖宗时曾受旌表，南唐时被立为义门，免除徭役；到宋代则不仅免服徭役，而且免交杂科，并答应每年贷粟二千石（注：《宋史·孝义传》。）；明代徐溥施义田赡养宗族，诏免除徭役（注：《明史·徐溥传》。）；清代奖给节烈妇女养赡银和口粮（注：《清会典事例》卷270《蠲恤·安节孝》。）”传统社会人们负担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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