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目标”（第38页，它的表述方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向这三个阶层“倾斜”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页）此书要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第119页），即在不改变其原有阶级属性的条件下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先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再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
四，主张在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中实行阶层合作，并长治久安。它认为，在雇主占有雇员剩余劳动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够都达到最大化[4]。各阶层只要“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就能够“共赢”，就能够“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第108页）“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第99页）它还希望“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认同”（第66页），“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
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第108页）因为处在上层的阶级、阶层本来就认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级地位，所以这个呼吁主要是冲着处在下层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去的，希望被压迫者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除了个人脱离原属群体向上爬以外，不产生改变所属群体（阶级、阶层）的等级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实表明，作者在反对“简单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同时，自己却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辩护，表明作者已经在事实上充当了在中国大陆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分的代言人。勿庸讳言，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阶级学说时相比，世界的阶级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缩小和减弱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缩小了。蓝领工人的数量在经济发达国家显著减少，已经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
然而，当代现实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情况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能够否定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程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只不过阶级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分析。划分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区分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标准需要加以调整。在坚持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前提下，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划分尺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未过时，并未失去真理性，绝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仍是分析人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工具。运用这个学说，不但能够说明阶级状况，而且能够说明阶层状况。现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到2000年底，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者已达三千多万户；私营企业已达一百七十多万户；直接从事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已达三百多万人，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构成民族资产阶级主干的资本家16万人的24倍多。这个事实表明，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都已经形成。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由于消灭了私有经济成分，因而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实体，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