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虫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原纪检委书记 王华元。据媒体报道，这17位省部级高官这一数字也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1年以来高级官员落马的年度纪录——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而2009年一年就有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2009年这17位落马的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特点：一般学历高，且大多有基层经历;另一方面，落马贪官大多有情妇。与此同时，群众举报、网络监督等已经成为反腐的重要渠道。(一)多半是研究生，高学历本应具备更高的修养，包括政治修养，但是他们的学历不能代表他们的人格和素养，根本谈不上高素质的修养。(二)多来自基层，17名落马官员中多从基层干起，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和福建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陈少勇，二人为中小学老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则为工人或技术人员。许多腐败官员原本是贫寒出身，从基层干起，很能体贴民生疾苦，但是随着权力的扩张、地位的提高，思想、信念、作风都会悄然发生变化，从廉洁自律的好官变成了肆无忌惮、贪污腐败的坏官。它说明在一个长期的权力比较大的特殊环境中任何个人及品行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与监督，特别是应当建立预防腐败的制度，大力提倡新闻监督、群众监督。 (三)多人养情妇，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有不少高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宿娼妓。在有情妇的人中，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一人有13名情妇，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军嫖妓过百。新华社曾经报道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案件60%以上与“情妇”有关。“某市反贪局一位领导表示：在侦破贪污案件中，找到了情人，一般就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就是被他的11人‘情妇告状团’给扳倒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的媒体传言是：他有“四个情妇都是有夫之妇”，并以“给这些情妇及她们的丈夫工程项目作为交换的代价”，此次出事“就是未能满足其中某个情妇老公的胃口，被招到深圳，交纳了300余万元，仍被暴打一顿，并且最后被举报出来” ，这17位省部级高官中明确有情妇的6人、 不明确的6人 、 无情妇的 5人。有关专家指出，高官多陷于“桃色门”的漩涡之中，因此将官员私生活纳入反腐败斗争体系是必要之举。这些高官在一年内先后“落马”，足以说明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由于没有遵守廉洁从政的若干准则，走上了违纪违法甚至犯罪道路，这些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犯罪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以前“试行”的《廉政准则》毕竟不是正式的准则，缺乏刚性;去掉“试行”二字使之“转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转正”后，能够更加有效地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更有效地指导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成为一部高质量、高层次的党内法规。可以说《廉政准则》的发布实施，是给党员领导干部戴上了“紧箍咒”，只要一道道“咒语”不断念下去，必然会产生威慑、警示作用，从而使党员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达到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目的。
另一方面，给党员领导干部系上了一道道“安全网”。《廉政准则》共有52个“不准”，犹如52根带电的“高压线”，《廉政准则》就好像是增压器，可以说“危险”与“安全”同在。谁敢触碰，那就是“死亡线”;自觉遵守，那就是“安全网”。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准则》的发布和实施，在对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行为惩处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警 示、教育和保护，最大程度地使党员领导干部少违纪违法甚至是不违纪违法。将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