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建设[11]。大情报观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严怡民认为,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学理论被认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7]。大情报观实际上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
2.2.2信息管理观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一般认为,信息管理在研究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研究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何佳讯等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渊源和联系,强调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是“自然升级”[12]。同时也指出,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和方向。李刚等认为,以“信息管理”这门交叉学科来统帅情报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13]。岳剑波从信息管理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出发,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面向信息交流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学一个子学科,情报学关心的是信息管理学的高层次问题——知识管理与智能管理[2]。吴慰慈在其《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中指出,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为情报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促进情报学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管理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将利用信息管理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14]。
2.2.3知识观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来玲认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化[15]。李后卿对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将知识论的某一方面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尚处于探讨阶段[16]。李国秋将知识管理看作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回归和变革[17]。肖勇认为情报学将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学科[18]。王知津等指出,由于情报本质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那么知识的激活与活化当属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知识化成为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9]。关于知识的研究成为新世纪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印证了布鲁克斯早年提出的“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预言。
2.2.4整合观吴慰慈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情报学科体系的成长、发展、变革和转型,而且在信息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整合作用。“情报学应该积极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程中去”,“有助于图书情报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14]。梁战平认为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和编辑出版学,正朝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环境、目标发展,机构取向、学科取向、认识取向都趋向一体化[20]。文献[13]等认为情报学要融合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诸多学科,走科际整合的道路,大力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方法发展自己。整合观是在充分认识到情报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和高度渗透性特征而提出的一种发展观。
2.2.5其他发展观赵海军提出以系统科学理论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提出了情报学发展的系统观[21]。姬鹏宏将情报学的发展和学科定位为智能信息学,认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索激活信息的自身规律,而运用智能对信息进行激活是重要手段,提出了情报学的“智能信息观”[22]。赵建功提出的情报学“全息观”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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