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6]。
2.1.2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约维茨的决策观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2.1.6德本斯的系统观德本斯（a.ddbons）在其代表作《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中主张从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情报系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本斯的系统观对于情报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并且为情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集成框架。
2.1.7哥夫曼理论哥夫曼从传播角度研究情报现象，探讨传播过程动态规律，将知识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看作相似现象，从而提出了社会传播传染病学理论，形成了情报学的“传播观”。
2.2国内情报学的发展观
2.2.1大情报观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陈大辉认为，大情报学的建立将使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和出版发行学作为其分支应用学科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9]。文献[10]在分析大科学思维和大科学建构的基础上，认为“大情报学”是现代情报学的未来形态。马费成则认为大情报学观实质上是变相扩大情报学研究对象，不利于情报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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