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也严密得很呢。
　　例如你规定某落后地区考分、名额要照顾，我就把孩子移民该区，此“移民考生”是也；又譬如你规定“交费”也可录取，于是这边交钱，那边进人。凡此种种无比精致的应对招法，简直剔透玲珑，无所不用其极。今日各大美院周边上百所考前班，本科生据说到二年级就逃课出外，纷纷去考前班教学赚钱，等孩子考上了，再去教考前班赚钱。山东是美术考试大省，成群辅导，大批赴考，浩浩荡荡上北京……考上清华美院的孩子，辅导老师奖金论万，能不拼命教？
　　有位办私立大学的热心人弄了十余年，大败而回，总结国中五十余年教育史，精辟之至———六七十年代，政治控制；1980年代及部分1990年代，分数成绩控制；近十余年，利益控制。此颇堪玩味，哪种最厉害呢？显然最后一种。连二年级学生都分得利益，这机制你动得了吗？外语教育，更是一庞大产业链。
　　至于学术行政化、大学国有化、教育产业化，严丝合缝，变本加厉，更动不得，处处动不得，好，各种并发症冒出来，您就下药吧。
　　记者：英语在人文艺术教育中应该占什么位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语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陈丹青：我的问题是，今日中文教育占什么位置？扮什么角色？中文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关于外语教育，贵报去年有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长文《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又有今年清华大学退休外语教授孙复初长文《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都谈得比我专业太多了。前者雄辩透辟，结论清楚——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外语学习内容，不切实际；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独尊外语，于法无据。后者教了48年外语，痛陈今日外语教育之重重弊端，他回顾道，四五十年代的外语教育十分合理奏效，高中生多已熟练把握并应用英语，读写听说均过关，上大学后就是应用与提升，他指出，“大学英语”一说纯属今日畸形外语考试及教育的“怪胎”。
　　我父亲与孙先生同辈，1940年代高中生，上大学前，把握读写听说，1948年考入上海海关大学，教师多为英美人，上课没问题。1970年代末恢复出版英文报纸，其时父亲外语已荒废三十余年，照样拿起报纸就读，翻给我听。
　　孙先生慨叹，当他这辈人退出教学，全国外语教员都是标准考试培养出来的，他们再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方法。而文章开首他就语重心长———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经济问题一样，是严重的问题啊！
　　父亲最近给我寄来上海一份报纸，也谈外语教育，其中教育部副部长出面说明，教育部从未规定大学考试必须以四六级外语成绩作取舍标准。
　　所以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说法，登是登出来了，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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