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减少既导致了水土流失又降低了空气质量等），却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护健康人们又不得不购买矿泉水（富人或中产阶级甚至需要乘飞机去其他地方度假以呼吸新鲜空气），而对矿泉水的购买和度假的消费等更增加了gdp：一次破坏竟成为gdp的两次增值，“美好生活”就是这样被再生产出来的！
国民生产总值（g）或本地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等是对社会总体收益进行估量的一些必要概念，但这一类统计假如成为唯一的社会进步的指标，巨大的环境—生态代价和社会—伦理代价便会被掩蔽起来。而且，这种统计往往并不反映出增长或开发的主要获利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主要代价承担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这种以货币来衡量价值的方法也总是将未纳入货币流通过程的劳动（如家务劳动、志愿服务、亲友互助及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等）和其它代价（环境—生态破坏，以及健康损害、安全损害、尊严损害、信赖损害，等等）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因此经常掩盖了增长之下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和不合理。
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启蒙时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也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一轮全球性扩张的产物。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主义蓝图之下，少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及亚洲“四小虎”）由于战后种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因素而实现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这被描述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和道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接受发展主义模式和相关的制度—技术安排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发展主义所许诺的那样发展起来，或者在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生态代价，有些甚至日益陷入了经济的困境和社会的危机。
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大约四十个国家的经济比十年前更糟了，非洲、南亚、拉丁美洲

乃至昨日的超级大国俄罗斯，都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即便排除冷战时期的政治性援助等因素不计，“四小虎”的成功与四十个国家的不成功，也充分显示出全球发展主义浪潮中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事实上，发展主义不是一种包容性强而是排除性强的丛林竞争游戏，正如它不能解决贫富差异问题而只能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一样，它也没有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大范围和程度的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这是由它本身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它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决定的。
发展主义所到之处，是更多的自然物变成了发展主义体制和话语下的“资源”，而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价值，这些自然物就在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本土的或全球的资本—技术的依附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在权力垄断和资本扩张的体系之下，这些集团总是用这些“资源”去满足自己或少部分人的利益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
这一过程通常是在满足自然欲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名义下进行的。问题是：如今人们层出不穷的欲望并不是原生和自然的，而是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扩展逻辑下，由跨国性的生产与销售商团和传媒与广告公司联姻精心建构和再生产出来的，其完全不同于其它生命种群万代不变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例如一家一辆汽车，一人多件貂皮大衣或多件羊绒毛衣，每周打打高尔夫球，每年到避暑圣地度假，等等，显然是当代消费文化引导和谋划的产物，与人的所谓自然属性（即使有的话）并无直接关系。这种非自然的消费欲望正在大大加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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