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支持上述建议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勇气。义务年活动不仅有益于教育目的，而且能够大量减少失业，甚至还可能减少青少年犯罪，犯罪究竟与青年人失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人们未必在整整12个月中都去参加义务年活动甚至对服兵役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军事培训。义务年活动也不需要统一的着装甚至制服，不需要对所有的人进行统一培训。此外，那些在医院和养老院服民役者的实践证实，我们不需要为社会义务年活动另设庞大的组织和官僚机构。在许多

地方，人们需要更多的“服民役者”来充当助手，而社会义务年活动可以填补许多空缺，包括环境和自然保护方面的空缺。
事实上，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愿意投身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活动。大量的服民役者证实了这一点，各种协会和教会的青少年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帮助外国人、保护纪念物、提供发展援助、自然和环境保护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和大赦国际的活动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年轻人还具有高度的牺牲精神。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具体的任务，并且有负责任的、热心的人主持工作，就有许多年轻人愿意为此效力。这种意愿将成为社会义务年的基础。
经验、价值和美德通过体验、榜样、表率和亲身经历得到传承。全部青少年工作都一一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还不如说是无意识地一一服务于这种传承。在这方面，成年人在许多场合不仅扮演着师长的角色，而且扮演着榜样的角色，尽管人们从表面上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在公共舞台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榜样。
在公共舞台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榜样。我的朋友库尔特·科尔伯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是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指导的榜样，而不是什么制订好的行为规范。”我认为不应当忽略规范，但是，我完全赞同科尔伯对榜样的呼吁。原因在于，从长期来看，政治阶层和经营治理阶层只有让其属下相信他们关注国家和国民的公共利益，他们那种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设想领导国家和经济的做法才是可行的。只要他们证实自己坚持原则并富有牺牲精神，人们就会认同他们的榜样作用。相反，假如他们只是在周末讲话时谈论价值沦丧或价值转变，而没有让人觉得他们在坚持价值，他们就不适合充当榜样角色。虽然国民会忍受和选举这些政治家一一只要后者尚能在某种程度上履行其职责一一但是，国民不会感到振奋，也不会从这些政治家那里得到鼓舞。然而，假如政治家们甘愿说出必要的实话，甚至对各自所属的集团也这样说一即使这样做让他们觉得十分痛苦一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坦诚的名声，那么，政治家也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医生、法律界人士、教授以及新闻和媒体人士等职能精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胡伯特·马克尔说过：“假如缺少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和牺牲的教育，领导人物最终将确如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经常指责的那样，布满令人难以忍受的狂妄自大和无所顾忌的气味。”谁能够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呢？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走得更远，他于1997年说道：。“进行必要改革的力量最终必然来自领导人物。”这里不仅对社会上层人物提出了道德要求、做出榜样或表率的要求，也提出了领导的要求：领导人物应当真正担负起领导职责。古罗马时期有句格言：videantcoules！译成德语意思就是：执政者要重视领导职能。
有一项重要的领导职能迄今受到忽略，那就是在学校教育和培训机构中不仅要关心年轻人的学习，维护他们的权利，对他们提出希望，还要让他们意识到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
老年人不要因为少数年轻人的吵闹和犯罪行为而产生误解，对现在的所有年轻人做出否定性的总体判定。现在的年轻人骨子里完全布满活力，与如今的中年人相比，他们对各种所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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