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所命之名一旦“被用在公众场合”，广泛流通起来，还会具有“官方性质”[7]。布尔迪厄非常惋惜法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谨慎小心的态度，这使他们没能抓紧命名权。然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必担心，别看我们没有生产自己思想的能力，却十分富有制造大声名的本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似乎非凡内行。当许多学人还以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来打量“话语即权力”，表示出种种惊异和困惑莫解的神情时，他们便迅速领悟了福柯表述的重大意义：话语不但能够产生出权力，也能产生出名利、地位。不断推出新话语，就能垄断文化生产场的全部权力，使天下所以舞文弄墨的人都跟着我走。相当一些刊物出于同样商业化的目的，为他们提供阵地，帮助他们制造“圈子化”的批评，实行话语霸权。仅以文学批评为例，在90年代就有“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晚生代”等种种命名。对于一定现象的命名不可一概否定，然而它必须是严厉的、谨慎的，既能符合实际，又能包孕一定的美学、文化内?荩顾哂邢嗟钡奈榷ㄐ裕米奔涞目佳椤？墒强纯?0年代的文学命名究竟有何根据？又有什么学术价值？什么叫“新状态”？从横向上看，“新
状态”能够说明哪个时间段的文学？哪一段现在进行时的文学不可以叫“新状态”？再从命名者对其内涵的描述上看，什么写自我、写感觉，什么无文体界限、注重散文化，哪有非凡之处，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描述只是新时期文学批评成果的大杂烩而已。创作的实践也证实，“新状态”纯系一种虚浮的预设，至今就没有一个“新状态”作家表现出大气候。同理，所谓“新生代“、”晚生代“都是些浅薄的命名，他们除了给命名者带来了话语权力、帮助他们推销了自己的产品而外，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种商业化的、世俗的行为，我们只能保持高度的冷淡。
问题不止于此。一个广为流行的商业化行为是炒作。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评职晋级，圈子之中、朋友之间、夫妻族内互相吹捧，有的请人吹，有的化名自己吹自己。更有一些人成立文化制作公司，根据顾客的不同需要，明码实价的写作、出售各种文体的文章，从中牟取红利。至于作家们为大款们歌功颂德（写报告文学之类），期刊出版单位出卖版面和书号，教育部门出卖文凭更是屡见不鲜。如此运作的结果，文化生产的正常规则全被打乱，以假充真、鱼目混珠的现象日甚一日。到现在学者不像学者，教授没有教授的水平，知识分子队伍里挤满了混子骗子、文化奸商。可以预言，假如再不进行反思和清理，知识分子将在畸形的市场机制中把自己推向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笔者四周的许多职工就对知识分子满腹鄙夷。
①本文因主要研究问题，所以不能提及少数精英知识分子90年代的表现，敬请他们原谅。
②参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2—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见《实践与反思》第295页，中心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⑤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24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⑥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⑦以上引文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