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能够超越的思想家。钱钟书的声名与其说是因他的学术成果而成就，不如说他因无情解剖现代腐儒的小说《围城》而成就。一当他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以他为楷模而又缺少他那清高与骨气的人更何足挂齿。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实际是在腐败和黑暗面前丧失良知、为自己走向行而下所找的借口和托词。那些倡导个人化写作的言论也并不都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斥，人们常见的多是渺小个体的孤芳自赏。以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例，真正有点价值的寥寥无几。反倒是发扬鲁迅精神的年轻后生摩罗、余杰、林贤治非凡令人刮目相看。由此我们确信，社会价值是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
由于知识、学术是科学和理性的表征，因而就规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场域中的非凡作用，即启示人们铲除野蛮和暴力而走向文明和民主。真正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不断发现更为文明更为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是不断揭露现存社会秩序的问题。萨特和马尔库塞把揭发批判现存社会的缺欠当成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的观点尽管遭到了科学理性精神较强的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反对，可是在民主和自由并不发达的、专制和暴力十分盛行的社会场域中，他们的思想无疑

更富于生气。面对斯大林时代或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谁能否认《焦尔金游地府》、《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出现的伟大意义？承受着“四人帮”时代的高压，谁不为天安门诗歌的自由喷涌而感到愉快？由于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生产场的中心，只能处于边缘，因而其思想上的怀疑与批判不可能解决生产场的根本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人就以此戏称知识分子为“文化英雄”，并公开怀疑他们的作用。但是思想的力量不可低估。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它不但能够消解旧有统治方式的合理性，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对良性社会结构的思考。不止如此，那些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为人类发现了文明之普遍原则的思想家还会赢得人们永恒的爱戴。张角、黄巢、普加乔夫是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家。但是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卢梭在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恐怕更为久远。直到现在，他们为人类构筑的现代性也不能说过时。因之不能小觑知识分子的思想预设作用和精神批判作用，知识分子也理当以独特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为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结构的中心因而放弃应有的责任是短视；面对邪恶而不置一词是懦夫；为谋取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是蠕虫。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在精神向度上出现了高度萎缩，简直可以用平庸化来形容。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显然需要同此旧我离别、重塑自己的人格，像鲁迅所说敢于做扶哭叛徒的吊客，像本雅明所言骄傲于做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当然，强调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生产场域并不等于否定其他种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虽然那种大轰大嗡的广场情结已被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证实为破灭了的现代神话，但当社会需要张扬一种普遍的公理和正义时，像雨果、左拉、托尔斯泰、萨特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是人们热烈期盼的。据布尔迪厄的描述，左拉为犹太军官德雷弗斯公开辨冤一事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模式[3]。正是按这种文化模式面对现实世界他们被当作社会正义和良心的代表、创造文明和民主秩序的信使。中国知识分子是否需要离别平庸而走进世界知识分子的行列呢？
二、权力的仆从
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先驱为知识分子完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把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意义提到了极限，照亮了人之为人的最佳存在方式。
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这些先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对自由及自我价值追求的自觉，更在于他们对权力意志者的拒绝。布尔迪厄在他的反观社会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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