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电子民主、电子政府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现。为此，政府治理的方法与程序都要进行巨大的变革。为这种现实需要服务的行政治理教育或公共治理教育都必须迅速转换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否则，我们的行政治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迅速适应网络时代政府治理需要的全新公共治理人才来。②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治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为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身在政府的公务员本身更应该是知识素养高、各方面素质优良的公共治理者。这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治理教育必须主要为公务员队伍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③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我们的政府公共治理及公共治理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冲击。它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未来的治理中都必须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要求我们对这方面的公共治理教育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难得的机遇
　　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原本发展历史就不长的中国行政治理教育势必更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但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这些新时代的特征和需要既是对我们传统的行政治理教育的严重挑战，同时也会给它的充分、快速和健康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强大推动力。也就是说，它们无疑为中国行政治理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模式发展。就行政治理教育的模式来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诸多划分。在此我们只是主要涉及学科取向模式的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的系所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现有行政治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表现是突出的政治学取向性。尽管依托政治学发展行政治理学教育的确有一些优势，而且这种取向模式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但单纯或主要是这种取向将会很成问题。因为行政治理本身是一种必须由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治理学等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领域，因而行政治理教育应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与它们的复合取向的共存性。就目前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借国家学科调整的东风，尽快实现行政治理教育的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治理学取向模式（罗自刚，1998年）、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治理学科取向模式（陈振明，1999年）等等。
　　此外，在教育模式上，我国还要注重学习国外大学学院型与专门培训机构型、理论知识型与实际应用型、学历型与公职资格型等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经验（薛澜、彭宗超，2000年）。各类教学主体均可以参照他国他校的成功经验并根据自己的优势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②高层次专业化发展。面对上述诸多崭新的挑战，行政治理教育必然要向高层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高层次专业化除了要重视扩大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治理硕士学位教育和博士学位教育外，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注重以在职公共治理人员为主体的公共治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政府公务员以前的专业背景往往复杂多样，进入公共治理部门后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统合训拣。非凡是目前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但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很难适应上述未来发展的需要。199

7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达530.7万人，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为297.9万人，占总数的56.1，具有大专学历的为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其中大专学历的178.2万人，占总数的33.58，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硕士学历的仅1.88万人，占总数的0.35（季明明，1999年）。为此，国务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