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给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假如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
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靠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１１］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