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实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要害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

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非凡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非凡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假如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熟悉。诚如王家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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