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非凡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
与"外围"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存在的严重缺陷。极端的理论有极端的锋芒，但对理论本身却是一个伤害。任何单一的理论模型都不足以分析复杂而生动的历史。但是根据史料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构造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模型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有学者试图从万能的解释角度出发来批评它们，这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因为没有绝对而万能的解释模型。任何解释模型都是一种"试错"。由于《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整体性视野，因此，对二著的准确理解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另外，与其把它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从微观上看），倒不如把它们看作经济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从哲学上看）。《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还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相互发明的作用，对照来读，可以看得更深刻。
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阅，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现代性"（认为，只有欧洲发展出"现代性"，也只有"欧洲式的现代性"才是"现代性"，"现代性"是欧洲"内生"的，是欧洲"非凡"的地理、传统、制度或文化的产物）到"多元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产生不独与欧洲相关，而且与全球活动攸关，要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理解"现代性"的诞生并诠释"现代性"的发展，"现代性"有断裂性的一面，更有连续性的一面）的经济视野的探索和理论突破。"多元现代性"并不是凭空而来，从前现代的多元性到现代的多元性或许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这远比从文化和制度角度来论说"多元现代性"更有说服力。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个开始，也不是足够地令人信服，主流学术界还没有认同。彭慕兰呼吁"太平洋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