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肉了。”这就是所谓生存的虚拟化和生存环境的虚拟化。而这样一来，人的身体似乎成了障碍：“行为者的完全透明化剥去了行为者的身体性……假如身体失去了表现能力，失去了空间性和做戏、游戏中的戏剧化力量，即失去了它与其它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成为多余的，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当一些人只看到，电脑和网络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远大于人的处理能力，借助技术可以实现仿真式的模拟时，他们可能会对技术中的知识权力结构产生某种崇拜。因此，在电脑黑客的文化中，机器世界明显地优越于身体，有一种明显地自恨和对自我身体的厌恶。在网络文化中，人机一体的“电子人”（cyborg）的构想早就从科幻小说走入对网络的未来展望中，似乎成为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梯。在《比特之城》中，米切尔预言了人们通过上网与电子器官连接的情形：“我们都将成为变形金刚一样的电子人，可以随时随地改头换面──根据需要的不同，在资源答应的范围之内，租用外在的神经纤维和器官，并重新调配我们的空间延伸部分。”人们会选择这样的“进化”吗？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电子人”问世，必须有一种精致的自我伦理帮助我们做出抉择。
网际自我异化的根源来自网络知识权力结构的宰制。网际自我异化表明，看似非中心化的网络空间并非新的自由天地。在各种层面的知识权力实体的左右下，主体丧失了以个人或集体方式把握自身的能力，人们的行动和创造能力也在此权力结构的安排下遭到了削弱。借用詹明信对后现代城市空间的分析，即后现代空间最终成功地超出了个人躯体的定位能力，使他无法借助感知来组织四周环境，无法在一个原本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理智地标定自身的位置。必须承认，在网际自我异化这个问题上，尽管中观和微观的调适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即便是反对社会还原论的人也能够认可的一点是，中观和微观的调适是摆脱异化的命运，最终实现宏观的解放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倡导网络社群自治伦理和网际自我伦理的基点。
2．权利伦理的局限和自我伦理
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出以信息权利作为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通过彰显信息权利制约网络权力结构对现代生活的宰制。然而，这种伦理考量也有其局限性：由权利诉求所产生的责任只是对于他者的责任，主体对自我的责任则被遗弃了；以正义论和商谈伦理取代功利主义大致涉及到了我们在第三章论及的功利主义的前两个悖论，而未涉及第三个悖论。第三个悖论的实质是：现代人不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对权利的外诉并不必然导致自我实现和自我幸福，人们对他人负责的前提是对自己负责。何以实现自我，获得幸福，成为摆在每个现代人面前的难题。
因此，在权利论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建构一种“好”的自我伦理是现代社会生活之必需。在此，我们提出了自我伦理这样一个概念，必然有人发问：自我伦理与内律型伦理有何区别？这就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1）自我观的转向。在现代以前和现代早期，依照所谓“呈现的哲学”（philosophyofpresence），人们普遍认为自我具有某种可以呈现出来的本质或“逻格斯”（logos），即自我拥有诸于“善相”、“仁”之类的理性，它们更为高尚，更具本质性，更值得遵循。传统的内律型伦

理即基于自我的理性本质呈现论，强调自我对非本质的感性欲望的克制。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一方面坚持本质呈现论，另一方面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之分解构了理性本质与感性欲望的二分。晚近现代的自我理论则干脆放弃了本质呈现论，转而强调自我的生成性，他们认为人的经验具有永不完全（ever-not-quite）和永恒流逝（always-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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