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公平(或者说执行公正的规则)对效率的影响就越明显，不公平导致效率的损失也越大，公平以及对治理者的制约也就越重要。总之，在一定的精密度范围内，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另外，由于利益的冲突，什么是公正的规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也不是那么轻易产生并被普遍接受的，需要时间来普及和被接受，而且还需要一种由于利益冲突的产生的力量强制确保实行公正规则，另外，拥有权力的治理者更轻易也更迫切需要用权力和利益引诱来强制灌输和论证宣传只对治理者有利的规则为公正的规则。在这方面，拥有聪明和知识的知识阶层有极大的作用，他们运用聪明和知识，进行总结、探讨和论证，能够总结产生新的公正规则的想法，并通过舆论等把公正规则最终变成强有力的共识，也需要社会政治、经济等的进步导致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等形成必须执行公正规则的社会环境，一旦形成大家都愿意执行或者是必须执行公正规则的共识，那就是改变了约束条件，真正的进步就产生了。

　　由此出发，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一般是没有必要讨论什么公平问题的，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因为这些重要的制约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具备。但中国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这些重要的制约条件在中国根本不具备，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非凡注重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执行公正规则问题（或者激励、制约问题）。中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思路都是有缺陷的，最要害的缺陷是缺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常看到把“公平”和“分配平均”混为一谈并否定，把“治理者命令被执行的

效率”和“整个组织的效率”混为一谈并大力加强。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要求的是执行公正的规则，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分配平均”，干好干坏收入一个样根本不是一回事，公平不是“分配平均”；“治理者命令被执行的高效率”，这必定要求治理者对下级拥有有强大的强制权甚至强大的合法伤害权才能够做到，但治理者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治理者的腐败行为当然也同样是高效能的，这样就根本不能够得到“整个组织运行的高效率”结果。当然，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没有尽可能地做好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加强制约途径的改革，就变成了治理者命令被执行效能优先并被加强，破除公平，让治理者们坐着铁交椅，拿着铁收入，挥着铁权杖去砸工人、教师等人员的铁饭碗，结果只会是治理者的权力进一步失去必要的制约，失去必要制约的治理者当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腐败盛行，贫富分化太大，所以，没有进行要害的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等改革的基本失败是正常的。正是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情况已经验证了这一切。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落实曾经被剥夺的公民的个人权利：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给个人和集体自主创业权，还有就是给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等导致农业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的发展的成功。

　　（假如把国家政府以及它所服务和治理的民众视为一个特大的组织，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样应该是落实民众的个人权利如保障言论自由和逐步落实出版自由（舆论自由），以保证信息公开化；逐步落实民众的结社自由权利，民众组织起来就有更大的力量，保障民众个人的权利不会被官员太轻易地侵犯；修改宪法并实行合宪的司法审查，保证宪法作为被实行的最高的公正规则，任何党派与政府组织都必须受宪法（最高公正规则）的制约并执行；加快立法，制订符合宪法的公正规则的法律和规则，废除一些实际上是剥夺民众个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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