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又觉得这两个作文题目出给我们的中学生来做，并不尽然合适。这两个题目，在我们大的话语氛围中，都内在地隐含着强大的制约性。如第一题，隐含着“忧在天下先乐在天下后”的思想，所有考生必须顺着这个正面题意从“强力”阐发。对有的学生来说，这种“强力”阐发，可能就勉为其难，可能就意味着强拉硬扯、牵强附会，甚至说空话、假话，因为他们有的并无发自内心的真实精神体验。学生们难有精神自由，难以阐发一点个人见地，如此“文”与“人”的脱离，后果可想而知。第二题，内在地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必须写“我的精神财富”，绝不能写“我的物质财富”。这也等于逼迫我们的学生不说也得强说。无切实的精神体验，不得已也得大论特论一通。可以想象，在“强力”制约下，学生勉为其难写出的文章，有多少是发自十几岁孩子的内心的真话？可是，回头看看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语文教育中，这样的大题目、大概念总是太多，这样的强力话语、强力倡导、强力制约总是太多。
　　孩子本是“别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大人们的思想“同化”。孩子们的独特性，相当程度上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上。“天空中那漂亮的动静”（学龄前儿童所写），“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学低年级儿童所写），“圆珠笔在纸上蹭痒痒”（学龄前儿童所写），这样的诗一样的美妙句子，都出于孩子之口之手。可孩子们上了学、学多了我们的语文课后，却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来了。因为这样的句子，在有的语文教师那里通不过。
　　一位学生家长说到自己上小学的女儿：“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中国青年报》98年1月6日）我们的孩子就由这“别一类人”，渐渐“进化”（“退化”）？成了跟我们大人同一类的被禁锢和自我禁锢的人。因而，“伪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包括社会的大语文教育环境）培养出的孩子，有两种极为奇异扭曲的现象：1、“少”与“多”的反差。语文课上，无话可说，课后的话却滔滔不绝；作文课上冥思苦索，搜肠刮肚，而在日记、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却下笔百语千言。2、“真”与“假“的反差，在交给老师的作文、在试卷上写的文字、公共场合表达的言谈与文字，并非真情实感的话，是根据场合所说的应景话。而在日常言谈、书信、日记中，都是自由、率性的抒发与剖白。因而，我们的一些学生似乎从小就已形成了一种“两面人格”，自小就学会了用两套语言两种精神状态去应对社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少年来以“伪圣化”话语压制个人语言的恶果，是以专制色彩的话语压抑个性精神的恶果，是缺失真正人文精神的恶果！
　　我们的语文教师，不能在课堂上放松身心，不能抒发自己对课文的理解。面对涵义深广、语义丰澹的课文，教师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教参鹦鹉学舌，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一己之见。一个原因，可能是怕考试时不符合全国一统的标准答案，而深层原因，却是怕触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伪圣化”专制话语氛围

训导下成长起来的不少语文教师（语文教师也是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语文课抟塑出来、培养出来的），早已经没有了自己独到的一己之见。或者说，对“按既定话语来说话、按既定套路来思维”，早已习以为常，早已积淀成一种“潜意识”！不少语文教师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