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欲望和追求、以及为实现欲望和追求的挣扎，既表现了作者“对‘人’（非凡是中国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历史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惧怕’”等等。
　　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
　　师生的表达，都大体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暖和、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想解放军。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练习”出来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这上千堂语文课的“循循善诱”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譬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

；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中国、旧社会，光明、暖和、与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社会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联，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比方，你不能写一个教师的懒惰、不敬业；不能写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文明与友爱，也不能写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丝愚昧与丑恶；甚至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不能写你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你总是被面命耳提地告知，必须升华，必须昂扬，必须写正面，写光明，写本质，写积极的一面；必须写精神追求，不能写物质追求，不能写消极，不能写阴暗面，等等。当学生时，是老师面命耳提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漫慢地，学生们写起来就轻车熟路了，再也不敢写自己的真实所见、真实所想。本来我们的孩子们是能够写出个性来的，我们的孩子们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维的。总之有自己的个性语言的。可是，日久天长，被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们给磨灭了，给扼杀了。我们的孩子们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预备好的套子之中。孩子们的精神、孩子们的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
　　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我们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语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出很有个性的文章。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孩子，有着千万张不同的脸孔，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套路、言语方式，有着大体一样的大脑！中心党校的一位34岁的大学教授，李书磊博士，他前几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上英语课，美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满足，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大家都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生疏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爱，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写的。”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为什么远行》108页，李书磊著，珠海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学生们，从进入小学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写母亲的，必须按照统一程式，用一个模子、一个规格，甚至一样的语汇来写。李书磊先生痛愤他说“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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