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的起诉，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相应的抗辩，法院能否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主动对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的请求进行审查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对此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及理论界颇有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受案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５３条的规定，即“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进行处理，这一规定和作法招致了很多批评。从该条司法解释本身规定来看，理解上并无存在疑义，之所以存在争议，实质上是对该条立法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试就该条规定借助时效设立的理由、请求权、权利的法学理论以及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理论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求阐清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疑点，以期抛砖引玉之用。
一、关于法律设立时效的理由权利的行使应受时效的限制，所谓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为何规定时效？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理由谓：规定请求权经若干年不行使而消灭，盖期确保交易之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盖以请求权永久存在，足以碍社会经济之发展。王泽鉴先生总结时效存在有四点理由：１保护债务人，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致遭受不利益；２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３权利上睡眠者，不值保护；４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王泽鉴先生对时效存在总结的四点理由，第１点并不令人信服，根据社会的一般伦理观念以及立法规定，对不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债务之人，并不会比债权人更值得保护，而且根据程序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情况下，举证困难应是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之人，即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对时效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并非毫无问题，实质上，对时效的行使会产生一个和实体法的公正不符，或者说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不相符合的结果，尤其是某些时效规定较短的情况下，显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法律对时效的规定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其代价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说，时效的规定可以起到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大利益出发。法律选择了时效。这是时效设立的理由，也是法律规定之所以设立时效的最根本的目的。
二、关于时效的客体
对于时效的客体问题，在理论界存在着疑义，在司法界同样存在着疑义。法律虽然无明文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丧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六部分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第１６９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非凡情况”；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６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也就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请求权”。在这里规定的请求权，实际上是一个既有程序法上的功能、即能启动司法程序、请求司法保护、具有类似诉权的功能，又有实体法规范功能上的权利（能）。但更多的功能意义还是体现在实体法的规范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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