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有经济的比例很低，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样，就导致县及县以下的地区，发展非农经济的困难相对较大，反过来就难以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税源的情况下，就只能向农民伸手，从而加重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是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发育还不完善。
目前对粮食实行的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资金封闭运行及顺价销售”等三项政策，其初衷是保护农民利益，但由于流通体制不完善，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是政府定价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供求信息。高于市场的价格有可能误导农民不顾积压，盲目生产，最终导致库存居高不下，严重抑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粮食市场价格。
其次是国家对农民的粮食补贴，是通过粮食垄断性的经营部门来完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些部门为谋自己私利而伤农的情况，甚至出现有的粮站一开始拒收，然后按压低的价格私下收购，再以保护价卖入粮库的违法现象。
现在有的地方私商粮贩屡禁不绝，而农民也愿意低价出售，其根本原因就是没能真正地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结果使原本为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粮食流通领域的有关部门。
另外，棉花从1999年放开收购价格以来，市场价格一直波动剧烈。皮棉价格在放开前是7元/斤，1999年放开后跌到3.3元/
斤，到2000年时涨到5.8元/斤，到今年又跌到每斤3.5元左右。由此可见，在转轨的过程中，要形成正常的供求关系，不是简单地选择保护还是放开的政策就能解决得了，要害是政府要正确地发挥作用，否则，农民就有可能蒙受损失。
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流通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应当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与此同时，也要建立一套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国内农业支持与补贴政策。
第五个制约因素是土地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正是由于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在长期实施的过程中，没有被真正地稳定下来过，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才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难以发育。
不管是城镇四周还是偏远乡村，以发展为名，肆意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例子比比皆是。“万亩果园基地”、“千亩蔬菜基地”在某些地方遍地开花；“某某一条街”、“某某开发区”在一些城乡结合部也越建越多，而这背后，大都是以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为代价。 开发浦东时向当地农民征一亩粮田补偿2.3万元，一亩菜地补偿2.8万元，另外再投入六七万元完成“七通一平”工程，等出让给开发商时，已高达二三十万元一亩。假如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的话，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为什么有的城市敢于出台一个又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排除在资金上有打农民土地算盘的想法在内。 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目前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提高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从基本的经营制度来看，目前的家庭承包制度的确还不够完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农业实行家庭经营的普遍规律，不考虑农民的转移，希望能一蹴而就地实现规模化经营是不现实的，要害是要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走上产业化经营的道路。而要走产业化发展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