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非凡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非凡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天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非凡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