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治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心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心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心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非凡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

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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