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种文本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不可过于亲近。否则文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必将失去自我，不能按照自身的特性发展，结果只能走向自身本性的暂时终结。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单面人”，人的情感被异化和扭曲，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亦被打破。金钱至上的人生信条，使得金钱成为一切文化价值的“公分母”，现实的意识形态已完全服从于经济的支配。正如美国闻名社会学家里斯曼曾分析的，他认为20世纪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期，人在这愈加整一的社会中成为无足轻重的一分子，缺少独立与自由。“在文化领域里，这种新的极权主义恰恰显现出一种和谐化的多元主义，最矛盾的作品和事实和平地、冷漠地共存着。”（马尔库塞语）［3］（p273）发挥出隐蔽而不透明的威力。至使人性分裂，人们不能在地球上“诗意的栖居”。在这样隐蔽而险恶的现实意识形态下，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娱乐项目也被沾染了这罪恶的印记，与之同流合污，至使文本中意识形态这一独立个体没有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个性特征，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缩版。而一些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极力想舒缓一下疲惫的心绪，他们发现了文本的意识形态是一块可开辟的沙漠绿洲，

它可以成为起向导作用的启明星。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思想来代替幻想，另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从头脑中抛掉这些幻想，这样……当前现实就崩溃。”［3］（p143）即面对虚假意识形态，我们须从笼中走出来。同时，我们要用符合人的本质思想批判地对待这些虚假的东西，抛掉虚假成分，以审美的眼光揭示人生真谛，这就是审美批判的过程。而在这一审美批判过程中，免不了有争执，而如卢卡契所说这样的斗争也是意识形态历史本身的一个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的组成部分。而在缓和斗争、解决矛盾中文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理想的乌托邦乐园——文本意识形态的不在场化
马尔库塞认为在促进工艺合理性向历史合理性转化中，在超越那种与现存社会认同的单向度意识形态中，要在意识中认出并激起追求自由的潜能。“从既定的事实压制人的意识形态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是历史辩证法中先天的部分，是内在于历史规定并反对这种规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因素。”［4］（p210）即人们不应当满足现状，而应有所突破，追求一种符合人性的合理性的自由。而文学正是人性体现最完整的处所，它是人们追求自由的向往之地。而这种追求是以审美的视角审阅之后暂时借居在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因此把它看成拯救人类的、打破旧式神话的领地。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是人性理想的乌托邦乐园，它是人心、人的审美情感的导向与归宿。而它又恰与乌托邦有着相同的特点，那便是其“不在场”的性质。所谓的“不在场”并非不存在，而是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存在。它不知不觉，以一种神秘的感召力等待读者的发掘。但在文学史中，人们似乎淡忘了它的这一性质，总是习惯于将它在场化，使真实的个人丧失，人们被剥夺了在文本面前暂时缺席的权利，人们除了唯唯诺诺地服从于这种“在场化”的意识形态之外毫无个性可言，更使得文学失去基本性——审美的功能，作家失去了审美的权利。正如俄国诗人曼德里施塔姆曾写道：“为了未来世纪轰鸣的豪迈，为了一个崇高的部落，我失去了父辈宴席上的杯盏，失去了自己的荣誉与欢乐。一只捕狼扑向我的肩膀，但我就血缘而言却不是狼，把我塞进西伯利亚暖皮袄的衣袖，像塞一顶帽子那样”［2］（p179）。这是当时俄国社会的写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受尽苦难的文学家的命运。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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