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果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县化健康发展”，并且从“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国内外观察家评论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将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历史拐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治理民主”，则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农村的漂亮图景。
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本刊（《支部生活》杂志）记者专访了专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河北省委党校孟志中教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在于破解“三农”问题
记者：“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毛泽东时代就有的提法，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心文件中也多次出现。我们现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高度，有专家说这是与我国发展战略重大转变相一致的深化改革的新提法，但也有人说是对过去的重复，您怎么看？
孟志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自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使用的日常语言。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和突出，人们才更多的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术语。但是，这次《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绝不是要简单重复过去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许多错误做法，而是要“旧瓶装新酒”，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吸收了近些年党中心对于“三农”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努力解决的实践尝试，融入了更多的时代新内容。
记者：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概念并不是新的，却有一个新的大背景？
孟志中：是这样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判定，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的工农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改变的要害点上，这就是新的大背景。
记者：十六大上，中心提出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最前面；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清楚的脉络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质就在于破解“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孟志中：没错。“三农”问题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矛盾，即在不同的历史过程——商品化、市场化、城县化、工业化、现代化——的矛盾在当今时代的融合。沉重的千年历史包袱压在破旧不堪的传统农村经济这辆旧车上，必然使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而加入wto又增加了这些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同时，“三农”问题又是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转型时期所不可避免的“阵痛”。为了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要实现农民价值取向从自给自足型向市场开放型转变，农村产业结构从分割孤立型向联合互动型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业生产者技能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政府职能由治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完善基础设施、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