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奉行法律的作用。相反，过分的权利意识，尤其是表现为对私利的重视和捍卫的权利意识，恰成为法律奉行的障碍。奉行法律需要的是公共精神，而不是自私自利精神。经过几千年的积淀，我国文化中保留下来的太多的是“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信条，缺乏的是为现代法治所必须的“社会头脑”和“公共精神”[13]。在今天，仅就实现法治的目标而言，我们的国家更急需做的不是对公民做权利宣传，而是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　
　［收稿日期］2001-02-10
【参考文献】　
　[1]徐祥民．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与先秦法家的法治[a]．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99.　
　[3]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0.　
　[4]柏拉图．法律篇[a]．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c]．25　
　[5]徐祥民．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6]［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62.　
　[7]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50.　
　[8]彭冲．加快经济立法的几点意见[a]．中国法律年鉴(1993)[z]．北京：中国法律年鉴社，1993.45-46.　
　[9]王家福．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a]．司法部．中共中心法制讲座汇编[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6.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11]贾谊．新书·过秦论[a]．百子全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5.　
　[12]徐祥民．公民监督是宪法监督的要害[a]．法律史论丛（第五辑）[c]．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13]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7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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