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9页）的需要，但按这个思路建设的法律制度却难以同时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今天我们的目标已经不是仅仅追求如何把经济搞上去，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全面发展。这个目标要求我们把法律调整的范围向政治方面扩展，建立必要的调整人们之间政治关系的立法，比如社团立法。我国宪法，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都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红色根据地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注：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1954年《宪法》第87条、1975年《宪法》第28条、1978年《宪法》第45条、1982年《宪法》第35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可以说赋予公民以结社自由权是人民政权的一贯传统。我国新近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结社自由的规定（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第1项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要使公民行使此项权利有章可循，我们就应建立社团立法。　
　第三，向立法、行政、司法领域之外扩展，使所有国家行为都处于法律的调整之下。讨论法治国家建设，人们自然想到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王家福先生给法治国家下的定义是：“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公民的行为依法进行，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国家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的国家。”[9]这个定义显然充分注重到了三种权力依法运作，三类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一般说来，重视对三种权力的法律规制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不能不是给三类机关行使职权的活动确定范围和准则。然而，三权并不是国家的全部权力，至少在一些国家还有处于三权之外的权力。比如，军事权。虽然许多国家都把军权列入行政权，但也有一些国家的军权由专门的机关行使，或者由立法和行政两机关联合行使。这种权力的运行也需要建章立制，像有些国家那样“由法律规定”（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永久宪法》第182条。）。我国的军事权由单独的机关行使，我国宪法对中心军事委员会的设置及授权的规定需要具体化为法律。　
　三　
　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中的法律提出了“制订得良好”的要求。这“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也被称为“良法”。我国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良法”非凡有好感。他们以是否有良法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法治的标准。按照他们的这个标准可以把国家区分为“法治”国家和“法律的统治”的国家（注：既然可以把法治和法律的统治区别为两类，那就应当有与之相应的两类国家，一类是法治国家，一类是法律的统治的国家。）。既然良法如此重要，我们就应当探讨良法这种灵丹妙药是怎样得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良法大概是在实行法治之前由某个立法家编制出来的，实行法治的人们不过是费一个选择的工夫。另一种办法是由国家的主人在朝着法治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自己创立。这两种办法虽有别，但也有其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都需要治者的主动行为。国家主人创立法律当然是主动行为，在立法家创制的法律中选择良法也是主动行为。不管是选择法律还是制定法律，都是从法，其主动性都来自治者的从法要求。假如治者没有从法的要求，他或他们的主动行为可能是拒绝采纳立法家制定的法律，也可能是随心所欲地对待百姓而不制定任何稳定的法律规范。因为治者从法，所以他或他们或者选择认为良好的法律，或者按良好的标准制定法律。总之，良法，在具体的国家运行着的良法，归根结底来自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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