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期，小平同志对此有过许多论述。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全面地论述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⑿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经济体制的改革出了问题是因“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⒀引发的。因此，“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⒁。
三、关于思想领域。孔子就曾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⒂ ，无论是西汉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还是清朝的文字狱，以至到了文革期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都是对思想的控制与钳制。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的狂飙猛进，正是从人本和科学两个层面展开的冲破思想牢笼的思想解放。在那个时代，所有禁区都在冲击之中，所有迷信都可以打破。从中国近现史上看，倘若不破迷信不打破禁区，就没有荡涤陈旧礼教的五四运动，也就没有新文化文化的兴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伟大结合。在思想领域里，思想解放的先驱们，外国人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中国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他们除了敢去盗天火外，也敢于“以身试禁”。邓小平同志更为我们树立起了一面敢破禁区敢反迷信的旗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就用平实的话阐明了这一道理。邓小平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于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同时，邓小平还号召并鼓励全党和全民“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为什么邓小平会这样大声疾呼呢？在他看来，“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 ⑸邓小同志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是其它别的什么原因，“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nbs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民主和法治，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化涉及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涉及打破禁区和破除迷信。早在三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 ⑸了；而且邓小平还指出，“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仅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 ⑸。这就表明了，在我们坚持的一些原则之外，我们其实尚有很宽阔的空间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科学探索是没有疆界的，思想探索也应是没有疆界的。即使是一些原则，也有可能因时代的前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时过境迁，当我们继续用这些所谓原则来指导我们日益变化着的时代和人心时，那么这些原则也就成为了新的本本、新的教条、新的禁区和新的迷信。“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⑼――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里给我们的一个昭示。既然，“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禁区不能破、还有什么迷信不敢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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